左起：任弼时、毛泽东、周恩来

1931年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闭会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将60%的干部派到苏区，军事干部则90%以上派到苏区，以充实苏区和红军的领导。

为落实国际指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时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

任弼时于4月上旬到达中央苏区，开始了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两年共事阶段。

任弼时与毛泽东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交集。任弼时1920年赴俄留学，就是经毛泽东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的，毛泽东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两人同时出席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

但两人的直接共事，却是于1931年开始的。这时，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苏区后，先后任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苏区中央局副书记，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

在两年的共事中，两人既有支持与合作，也有矛盾与分歧。合作与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两人存在重大分歧，毛泽东主张“反对本本主义”，任弼时则斥之为“狭隘经验论”。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调查工作》（即后来更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本本主义”。

文章开头就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作风，强调必须把上级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

他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1931年4月初，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的通知中进一步写道，“我们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任弼时对毛泽东这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没有深入了解，却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因此抛开毛泽东文章的历史条件和强烈针对性，片面地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

1931年11月，由他主导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

“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一种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的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

大会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进一步写道：

“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的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对于这一指责的背景，任弼时后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说：“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

同时，任弼时还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归结为“右倾”，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在实际工作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在莫斯科学习的任弼时（左一）与罗亦农（左二）等合影

第二，在肃反、建政问题上，二人通力合作，互相支持，配合默契。

一是在肃反问题上高度一致。

在任弼时来中央苏区之前，红一方面军曾发生了在党内和军内影响重大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被逼供的假口供，派人到江西省行委和二十军中捉拿“AB团分子”，结果酿成了红二十军部分官兵武力对抗的“富田事变”。

在对待富田事变的认识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和刚成立的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发生意见分歧。二十军因此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

由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的苏区委员会认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在即，还没有接到总前委的报告，单凭一面之辞，难以作结论。因此遵照政治局意见，由任弼时起草给总前委和地方党委的信，要求听候即将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全权调查解决”。

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进苏区的任务之一，就是“全权调查解决”AB团问题。但是，任弼时还在赴苏区途中，1931年3月27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总前委领导是对的”。

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接受了远东局的意见。

因此，在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任弼时批评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前委的工作，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继续肃反。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二是在筹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力合作。

早在1930年2月，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并于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破产，这一工作被搁置下来。

1931年5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再次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筹备工作改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

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8月1日召开大会。

因为选举代表需要时间，加之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即将爆发，大会召开时间由6月下旬决定延至11月7日。

大会具体筹备工作主要落在后方工作的任弼时身上。为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弼时不遗余力。7月，他在《战斗》报上发表《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运动》的署名文章，对选举运动提出要求。

8月，他又在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一文，指出苏区党的区委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独立领导全区工作的能力，对于上级党部的依赖性非常浓厚”，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召开两个大会（即苏区党代会和全苏大会）列为“当前的中心任务”，8月份内完成选举和区委改造的工作。

10月，毛泽东从前方回到瑞金后，由于临时中央已决定由他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因此，他开始担负起筹备大会的领导工作。任弼时与毛泽东同住叶坪的一座小楼，共同筹备两个大会。

经过精心筹备，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正式开幕。会上，任弼时与毛泽东通力合作，为会议圆满成功提供重要保证。

作为既定的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并致闭幕词。

作为大会主要筹备者，任弼时积极配合毛泽东的工作。譬如，他们一起检阅红军，一起参加开幕式；一同当选《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共同为《宪法》的制定献策出力。

可以说，任弼时是毛泽东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得力助手。

任弼时致父亲书原件

第三，在军事战略问题上，任弼时对毛泽东既有支持也有打压。

1931年4月17日，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赶到宁都县青塘，和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当即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

这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正在步步逼进，而中央局对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则出现分歧。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张红军主力跳出现有根据地，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些红军高级领导人则主张“分兵退敌”，将红军主力分成几部分四面散开，分散和吸引敌人兵力。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两种主张，提出集中兵力在根据地内打击敌人。

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意见。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也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任弼时到苏区两个多月，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由衷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后来他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道：

“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

特别是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之际，毛泽东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而代理书记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

于是，中央局于5月24日决定，恢复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

10月11日，又向中央报告：代理书记项英“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求中央批准。

但是，任弼时对毛泽东军事战略的支持是站在中央进攻路线的立场上来考虑的，当他发现毛泽东的军事方针不利于贯彻中央进攻方针时，便改变了态度。

1931年11月初，任弼时主导的赣南会议撤销红一方面军建制，使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任弼时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分歧于1932年进一步加深。

1932年1月，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否决毛泽东不打赣州的主张。在3月召开的江口会议上，又否决毛泽东关于放弃攻打中心城市、转向周边“出击求巩固”的意见。

随后，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说服一、五军团向闽西发展，并于3月至5月间取得连下龙岩、漳州的重大战果。

然而，苏区中央局却于6月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议，指责这是“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仍然估量不足”的“保守主义”。

这种分歧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达到顶峰。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而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指挥战事。为统一军事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能否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心存疑虑，不予同意。

由于周恩来的坚持，任弼时等才勉强同意毛泽东这一任职。

但在如何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上，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又不顾毛泽东、朱德等的反对，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

为解决红军军事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斗争矛头直指毛泽东。说“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批评他“诱敌深入”的方针是“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彻底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任弼时是这次会议的主角，他后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任弼时等不仅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否定他的军事思想。譬如，他们指责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否定毛泽东关于红军三大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的规定，要求“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

任弼时、陈琮英夫妇

第四，在土地政策及富农问题上，任弼时对毛泽东多有批评指责。

在土地政策上，毛泽东曾先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和《井冈山土地法》。

在1930年制定的《苏维埃土地法》中，他从中国实际出发，修改了之前土地法规中不适合革命实际的条款，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明确指出：“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与田地”。

任弼时却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宣布今后“地主豪绅及家属、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只能分坏田”。

随后，在赣南会议又批评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与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模糊起来。

任弼时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交往，主要发生在1931年4月至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的近两年时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赴福建长汀养病，直到1933年2月才被召回瑞金主持政府工作。

任弼时则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于1933年4月间被免去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